旅行汽车网“我是属于经常一个人琢磨的那种人。”
“我喜欢在家陪陪家人，歇着，自己想想事情。”这是一个爱琢磨的人，琢磨明白然后能豁得出去“All in”的人。
不过，让人好奇的是，这种不爱看书的琢磨，是怎么琢磨出“探底、爬高”这样的答案的？是像村上春树的主人公，《奇鸟行状录》里的冈田亨，无助的时候喜欢下到“井”里，默默地等待着答案的出现？姚军红的思考方式，应该就是类似这样的。
不要被属牛的姚军红憨憨的外表给骗了。这是一个无比精明的想做企业家的商人。出生于浙江东阳，商业之乡，空气里都浸润着商人思想。这里走出了好多的名人，“远的，有郭广昌、楼忠福；近的，有胡玮炜，有我。”
而说到姚军红后来做大搜车的商业思想，很多都是来自2003年的非典时期。所以，姚军红也感慨，人其实一辈子都在重复自己，只是有时候不知道而已。
姚军红曾经在广州机场待了8年，其中7年，都是一边上班一边卖机票。他得拼命赚钱补贴家用。这段日子是他过得特别压抑的日子，因为家里哥哥做生意失败，全家躲债到广东，全靠他在白云机场的工资来过活。
他对生活也很无奈，“大部分时候我什么办法也没有。”不过无奈的背后，他还是很精明地开了一家票务公司，员工最多时有100多人，一年能卖2~3亿元的机票。
当时，姚军红还在一家夜总会的楼上租了一间800平方米的地方，打了隔断，装了电脑和电话，然后在《南方都市报》上打广告，给广州所有想从事机票生意的人一个零成本创业的平台。姚军红则把他们的销售额汇总起来，去和航空公司谈判，希望能把代理的佣金从三个点升到四个点。
这件事最后因为非典而亏了一大笔，停了。但是，如今姚军红认为，自己还是在做类似的事情，“我先搭建一个大的平台，然后让无数的想做生意的小B进来，提供各种工具和机会给他们，先让他们活的更好，然后我再去考虑自己赚钱的事。”
2003年非典后，事情有了转机。转机来自于他的一个机票客户，陆正耀。在打交道并服务的过程中，姚军红每次都送陆正耀上飞机，“我们就聊生意，他聊他的，我聊我的，一来二去的就熟了。”已经移民的陆正耀管不过来，就给了姚军红2%的公司股权，挂副总的名号，让他代管公司。除了信任，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姚军红之前管过100多号人的公司，陆正耀相信他能管好。
2012年7月，神州租车获得美国华平投资集团2亿元的股权投资，即将赴香港联交所上市之际，姚军红却离开了神州。至于为什么这么决绝地出来自己做？姚军红说了一些原因。
但是，我倾向于认为，姚军红并不是因为“再不出去干二手车就晚了”，而是嗅到了陆正耀身上带着一些危险的气息，早点离开比较好吧。如今陆正耀的倒掉，不能说印证，至少说明“道不同不相为谋”。但是，他还是非常感恩2014年陆正耀在大搜车最困难的时候出手相助，“我至今感谢他。我在神州，还是种了一些善因。”
就像前面说的，“我是属于经常一个人琢磨的那种人”，姚军红也是那种有着“All in”赌性的人。做神州租车，把身上所有钱都投进去；出来做大搜车，也是把前面的股份折现后全部投入大搜车。
做二手车交易，姚军红琢磨起了电商和原来一窍不通的互联网。不过，直到2017年，才理清思路，找到三个关键词：数字化、在线化、智能化。接着，琢磨来琢磨去，他觉得这三个词的背后应该是“资产”，合起来就是将资产数字化，并进行在线智能配置。
按照姚军红的理解，第一代互联网的核心资产是信息，而第二代互联网资产进入实物结合，电商要把实物资产数字化、在线化、智能化，怎么做呢？就是要把“人、货、场”三方统一集中在网上，做到一个电商闭环。
那么，什么叫数字化？“就是要把一个店里所有的人、货、场全都数字化，整个交易流程也全都数字化。”换句话说，“数据就是企业的护城河”，姚军红要的是数字资产的配置权，他要打造的目标是“数字文明”。
这就说到了大搜车创业早期，用的还是寄售模式，把二手车商和个人的车放在店里卖，公司收3%的服务费。而且，当时把这个模式打造得很现代，晨兴资本合伙人程宇探店的时候，都有一种被颠覆的感觉。但是后来姚军红发现这个模式走不通。
这个模式最大的BUG，用姚军红的话来讲，是“任何的商业模式都不要去挑战人性”。因为，“人性的善和恶都可以有，但是你不能让人心善的一面做恶事，抑制人性恶的一面去做善事。”否则，团队和公司就会被腐蚀殆尽。但是，问题的核心是什么？是有效的成交转化率不高。
所以，首先要帮助经销商数字化，就是所谓的“走出石器时代”。姚军红和团队花了四年时间去做SaaS系统，“四年时间里我们没赚一分钱”。但是，这个系统也成为一件利器，囊括了全中国有规模的经销商。有这套SaaS系统，大搜车有了核心竞争力，也引来了阿里的投资。
这套大搜车的SaaS系统对经销商是免费的，对于生意本质的看法和思路跟阿里是一致的。“阿里基本的逻辑是平台-赋能-赚钱，大搜车的做法也是先做平台，再做赋能，最后赚钱。虽然细节和节奏千差万别，但理念是相通的。”
业内认为“数字文明”这个概念太飘太大，他觉得，“之前阿里巴巴提出来过，让天下没有难做的生意。这就是企业家的胸怀。”这也是之前为什么姚军红忍着不赚钱，来做这套系统的原因。“那我不是一个商人吗？我当然是，但我更觉得要当一个企业家。商人和企业家是有差别的。商人是以利为先的，凡事都是以利益去权衡的；企业家是以价值创造为先的，在为社会提高效率的同时，顺便把钱挣了。”
跻身成为“阿里系”后，姚军红将主要的精力放在了学习上。2018年，他成为湖畔大学的学生，马云的弟子。这个琢磨过华为任正非和阿里马云的成功经验和思路的人，在毕业典礼上，满面红光地站在校长马云身后，谋划着“远大前程”。
其实，论人生追求，姚军红很早就明确了，2004年他跟陆正耀闲聊的时候就说，这辈子得干件有意义的事情，“要给这个社会留下个符号，就算人死了，符号也还活着。”这个符号说的是商业符号，比如苹果这样历史留名的公司。
“要做就得做一睁眼就能看得见的东西，这才能在社会上留下符号。”姚军红最初潜意识里这么想，也在慢慢向这条路靠拢。从2005年开始做汽车俱乐部，2007年做神州租车，后来开始自己创业做大搜车，到现在介入整个汽车产业链。
经历过底层绝境的姚军红喜欢乔峰。“我喜欢他那种大仁大义，那种不用顾忌规则的东西，但是他有自己的道德底线。”同样，他的理想也是成为全国车商的“带头大哥”，和他们打成一片。而不管成功不成功，爱琢磨的姚军红至少是“活得明白”的那种人。就像他对新零售的看法，“虽说汽车新零售现在刚刚开始，但是结局已经注定了。”
“很多时候，人要痛到一定程度，才会涌现出一种感悟。商业也是一样的。只有你挖出最底层的东西，你才能更容易地看清未来。”现在的姚军红遇事会说，“没什么大不了的，一切都要看你怎么去对待。”
本文节选自《汽车公社》杂志12月刊封面故事。
